918章:终身有益

一景之月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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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促,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,全书没有完成,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,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,仍命宋濂、王祎为总裁,率领赵埙,朱右、贝琼等十五人继续纂修,经过一百四十三天,七月初一书成,增编顺帝纪十卷,增补元统以后的《五行》、《河渠》、《祭祀》、《百官》、《食货志》各一卷,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,《列传》三十六卷,共计五十三卷。然后合前后二书,按本纪、志、表、列传厘分后,共成二百一十卷,也就是现在的卷数。两次纂修,历时仅三百三十一天。

    元朝虽不足一百年,但怎么也说也是大一统的王朝,且疆域辽阔,若是从成吉思汗算起,其实时间也不算太短,这样的一个王朝,修的史书竟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,其中的记录可想而知了,明显是太仓促了,做得不够细腻,更别说,这本史书是在迎合朱元璋要求的前提下编修的,光是史官就有好几波,宋濂倒也罢了,人家毕竟是正儿八经的文学之士,可朱元璋为了彰显自己求才若渴,征来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、胡翰、赵埙等十六人参加纂修,这些的才学着实让人怀疑,事实证明,《元史》因为时间仓促,编纂人数太多,导致许多不足之处,就资料而言,在长期战乱之后,史籍散失很多,一时难以征集,很难完备,已经收集到的资料,限于翻译条件,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。如《元朝秘史》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、档案等等,都是很大的缺憾。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:随得随抄,前后重复,失于剪裁;又不彼此互对,考定异同,时见抵牾。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,列传或一人而两传。同一专名,译名不一。史文译改,有时全反原意。沿袭案牍之文,以致《河渠志》、《祭祀志》出现了耿参政、田司徒、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。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,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,以致有姓无名。

    《元史》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,取舍不当之处甚多。改写纪年的干支,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,使史实完全错乱。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,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,如将tai祖误为太宗,太宗误为tai祖,宪宗误为世祖,世祖误为宪宗等。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,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、郡名,《地理志》述沿革,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、某郡之类。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,汗死“其帐不旷”,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,《后妃表》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。如此等等。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“修《元史》者,皆草泽腐儒,不谙掌故”,因此下笔“无不差谬”。清代汪辉祖的《元史本证》指出《元史》中三千七百多余项错误。例如:《元史》中存在有一人两传的缺失,如速不台与雪不台本是一人,完者都与完者拔都是一人,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是一个人,《元史》中都列有两传。再者,译名不一,如八思巴,又译八合思八、巴思八、八合斯巴等。种种问题不胜枚举,让人望而生畏。

    便是有明朝第一才子美誉的解缙,在奉成祖皇命的情况下,只是对《元史》做了修改,他写了《元史正误》一书。后来,参加纂修《元史》的朱右又写《元史拾遗》,许浩作《元史阐微》等,都是对《元史》的订正和补充,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,如今让自己来修编这样一套漏洞百出的史书,那还不是要了小命,再说了他也不想做个皓首穷经的儒生,这样的工作,一年两年是做不出来成果,万一耗上了一辈子,那可是大大的划不来?如其陷进去,还不如干脆退出来。

    此话一出,听得“噗嗤——?“正喝汤的胡滢又是一口鱼汤喷了出来:”这人老子莫非有问题不成?“

    于谦也暗暗嘀咕道:“旁人羡慕都羡慕不来,这个杨兄弟可好,竟不愿去,这人比人可不是气死人?“

    杨士奇倒是不急不躁的看了一眼杨峥,对这个结果似有预料,心道:“皇帝果然最了解杨小弟的人,竟如此细心到让老夫提前来说一声,若不然等改日在朝堂被这么一拒绝,皇帝该是多没面子啊,呵呵一笑,问道:”杨小弟可是有什么顾虑?“

    杨峥嘿嘿一笑,道:“杨大哥是博学之人,难道还用小弟说明么?“

    杨士奇点了点头道:“《元史》由于编修时间仓促,而且出于众手,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,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。但杨小弟只看到了坏处,却没看到坏到了极致,就是好处了?”

    杨峥实在想不出修出这样一本史书能有什么好处,哦了声道:“这个小弟还真不知?“

    杨士奇哈哈一笑道:“以杨小弟的聪明才智,不是不知,而是不愿意知道而已,《元史》固然有不少缺点,但比起其他正史,因为它多照抄史料,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,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价值,如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《经世大典》已经失传,其部分内容赖《元史》得以保存下来。《元史》的本纪和志占去全书一半,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,《文宗纪》竟多达一年一卷。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,不知芟削。然而这种作法却起到保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。列传部分,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,汉族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,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,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,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。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,而立传的不及一半。tai祖诸弟、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,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。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、色目人而言,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,这些都是宝贵的东西,再者,当年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,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。如有人批评“作佛事则本纪必书,游皇城入之礼乐志”。又批评它“列传则先及释老,次以方技,皆不合前史遗规”。但这些保留或增加的内容,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。此外如《地理志》附录河源、西北地、安南郡县等项,《祭祀志》附国俗旧礼,《食货志》增创岁赐一卷,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。这些不都是他的好处,凭着杨小弟的聪明才智,只需从这几个方面入手,想要编纂这本史书倒也不是不可能!“说到了这儿,面色忽然变得凝重起来,盯着杨峥、于谦道:”杨小弟,节庵你们二人虽有大才,但还年轻,在我大明想要做官,年轻可不行,需要熬,慢慢熬,多学多看,在煎熬慢慢熬出资历,熬出水平,等朝廷需要你们的时候,你们就会发现,当年你们不愿意干,不愿意去的地方,才是你们最大的资本,对你们终生有益的东西?“

    杨峥还没从没见过杨士奇如此认真说话,平日里看这老头嘻嘻哈哈,颇有几分老顽童的风范,还以为他性子里根本就没有认真二字呢,却不想这一认真起来,说出的话儿,还真有几分道理,在大明这个论资排辈的官场上,你若没点资历还真不能让人看得起你,而在翰林院做编修工作无疑是最大的资历,因为修前朝史之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,除了发挥历史的鉴戒功能、寻找治乱兴衰的枢机,以巩固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之外,更重要的原因在于,易代修史也是借以说明新王朝继统合法性的必要手段。为此,历代统治者都把修前朝史作为朝政大事来抓。到唐代,易代修史已经逐渐发展为封建王朝代代遵循的惯例。唐太宗贞观三年,史馆修史制度正式确立。从此之后,封建王朝的易代修史事业有了制度上的保障,每当王朝鼎革之后,新兴王朝往往会开设史馆,招募史才,征集史料,斥资纂修前朝史书。于是,唐修晋史,五代修唐史,宋修五代史,元修宋史,明修元史,相沿不断,使得编修史书也是功勋一件,在盛世无论是对帝王,还是对官员都有莫大的好处,因此杨士奇说是熬资历一点都不为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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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ps:这里不是在黑《元史》,综观二十四五史,无论是乱世的史书,比如《三国志》都编修得极好,也极为仔细,唯独元史错误太多,最为仓促,所以后世的学者都元史多不评价,其中的缘由不用我多说了吧!